爱情三角形理论

一、爱情的基本三角形原理

斯腾伯格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进行大量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爱情的三角形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爱情这一个心理学构念有三种成分，斯氏将三种成分形象地比喻为爱情三角形的顶点。

⒈亲密成分(Intimacy)　指在爱情关系中能促进亲近、连属、结合等体验的情感。换句话说，它能引起温暖体验。研究表明(Sternberg & Grajek,1984；Sternberg,1986),它包括如下内容：①改善所爱的人的福利的愿望；②与所爱的人在一起体验到快乐；③对所爱的人高度的关注；④在需要帮助时能指望所爱的人；⑤互相理解；⑥分享一个人的自我和一个人的所有；⑦接受来自所爱的人的情感方面的支持；⑧对所爱的人提供情感方面的支持；⑨能与所爱的人进行亲密的沟通交流；⑩重视对方在自己生活中的价值。斯氏提出的这一成分也广泛地存在于较深的友谊关系之中。

⒉激情成分(Passion)或称“情欲成分”，指驱力，这些驱力能引起浪漫恋爱、体态吸引、性完美，以及爱情关系中的其它有关现象。或者说，该成分就是在爱情关系中能引起激情体验的各种动机性的唤醒源以及其它形式的唤醒源。它包括一种激烈地渴望与另外一人成为一个统一体的状态。在爱情关系中，性的需要是引起这种激情体验的主导形式，除此之外，按斯氏的说法，诸如自尊、养育、亲合、支配、服从以及自我实现等需要也是唤醒源。

⒊决定／忠守成分(Decision/commitment)有两层含义：①在短期方面，指一个人做出了爱另外一个人的决定；②在长期方面，指那些能维持爱情关系的承诺或担保、投入、忠心、义务感或责任心。但是，这两个方面不一定同时具备。爱的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其的忠守；同样，忠守也不一定意味着做出决定。现实中，许多人实际上在心理上承担了对另一人的爱，却未必承认，更不说做出什么决定了。然而，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决定成分优先于忠守成分。这一成分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忠贞不渝”之类，但不是指行为，而仅指认识（认知）方面。

总之，“亲密可以看作是大部分而非全部地来自关系中的情感性投入；激情可以看作是大部分而非全部地来自关系中的动机性卷入；决定／忠守可以看作是大部分而非全部地来自关系中的认识性（认知性）的决定与忠守”(Sternberg,1986)。从某一种角度来看，亲密是“温暖”的，激情是“热烈”的，而决定／忠守是“冷却”的。它们所具有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参见表１所作的具体说明）。斯腾伯格还对三种成分各自的历程进行了描述，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加以整理，故在此不作介绍。

表１　爱情成分的特性比较

爱情成分　

　特性维度　

亲密　激情　决定／忠守

　稳定性稍高　低　稍高

　有意控制程度　适中　低　高　

　体验的明显度　变化不定高　变化不定

　在短期关系中典型的重要性　适中　高　低　

　在长期关系中典型的重要性　高适中高　

　在各种喜爱关系中的普遍性　高低　适中

　心理生理卷入　适中　高　低　

　对意识察觉的易感性稍低　高　稍高

可以看出，斯腾伯格这里所用的“成分”一词并非指代心理过程，而是说人类的爱情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来加以描述和区分，或者干脆称之为三个维度似乎更为恰当。根据这三个成分在爱情中的多寡情况，可以把人类的爱情关系区分为八种类型（见表２的归纳，其中正号代表成分的存在，负号代表成分的缺乏）。

表２　爱情的类型

爱情成分　

爱情类型　

　亲密　激情　决定／忠守

　无爱(Nonlove)　－－－

　喜爱(Liking)＋－－

　痴迷的爱(Infatuated love)－＋－

　空洞的爱(Empty love)－－＋

　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　＋＋－

　伴侣的爱(Companionate love)　＋－＋

　愚昧的爱(Fatuous love)　－＋＋

　完美的爱(Consummate love)　＋＋＋

不同的爱情可以用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三角形来描述，即三角形的面积表示爱情的多少，三角形的形状表示爱情的三种成分之间的相对关系。等边三角形表示平衡的爱情，因为代表各个成分的顶点到三角形重心的距离相等。不等边三角形代表不平衡的爱情，哪个顶点到三角形重心的距离最长，就表明这是主导成分；哪个顶点到三角形重心的距离最短，就表明该成分的不足或缺少。这就是该理论的基本三角形原理。

二、爱情的多重三角形原理

爱情的三角形理论还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复杂的爱情关系。现实中的爱情往往牵涉到不只一个的三角形，于是又提出了多重三角形原理。也就是说，一个爱情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三角形，它们在爱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有以下几种是非常重要的，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⒈现实中的三角形和理想中的三角形在两人关系中不仅仅存在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现实的爱情三角形，而且对其中每一个人来说，还存在一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对象，以及自己对他（她）的爱情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不一定相同。

⒉自己的三角形和对方的三角形因为人际感情必然至少涉及两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感情不可能是单向的，既有“己对人”的爱情三角形，又有“人对己”的爱情三角形。

⒊自己知觉到的三角形和对方知觉到的三角形一个人关于“人对己”感情的认识，相对于另一人来说，就不是自己知觉到的三角形，变成了对方知觉到的三角形。现实中，一个人自我感觉对别人很好，而别人却不以为然，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三个对子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不匹配或不相符合的情况，都会造成对爱情关系的某种影响。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三角形与理想中的三角形之间的重合情况如何，自己的三角形和对方的三角形之间的匹配情况如何，自己知觉到的三角形与对方知觉到的三角形之间相符合的情况如何，都会影响到对关系的满意与不满意。

为了深入探讨以上几种情况的交互作用，斯腾伯格和同事又设计了非常精巧的实证研究(Sternberg & Barnes, 1985)。他与同事取耶鲁大学24对恋爱大学生为研究被试，以《鲁宾喜欢量表》、《鲁宾爱情量表》、《拉文格人际卷入量表》以及自编的《关系质量问卷》为材料，采用完全被试内设计。效标(Criterion) 是“关系质量”，最初包括关系满意度等十三个方面，后来经主成份分析法统计处理，结果采用了其中八项指标。预测源(Predictors)是被试的四个简单分数：①己对人②人对己③自己对理想中的恋人④理想中的恋人对自己的感情评定，以及从中计算出来的各种差异分数：被试内的六个差异分数和被试间的八个差异分数。研究结果表明：

⒈理想中的对象和实际的对象同样地影响关系满意，但不如后者影响作用大。

⒉自己知觉到的人对己的感情与己对人的感情同样地影响到对关系的评价。

⒊六个比较水平(CL)中的五个都与关系满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传统的标准比较水平(Thibaut-Kelley, 1959)，即自己对实际对象的感情与自己对理想中的对象可能的感情二者之间的差距，反而不比其它的比较水平有更强的预测力。

⒋在所有六个比较水平中，自己知觉到的人对己的感情与自己知觉中的理想对象对自己的感情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对关系满意最有力的预测源。

⒌己对人的感情与自己知觉到的人对己的感情二者之间的差距，比两个人实际的感情差距（被试间差异分数）更能预测关系满意。

⒍四个简单分数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内部相关，表明个体各种感情以及对感情的知觉有较高的对应程度（相容度）。

⒎有关理想对象的评定明显优于对实际对象的评定。但是，自己对实际对象的感情评定与自己知觉到的人对己的感情之间没有差异。也就是说，平均起来看，虽然现实关系未达到理想的标准，但是并未因此而认为关系是不合适、不对称的。

⒏通过个体对实际对象、理想对象之间的感情评定来比较精确地预测浪漫关系的满意是可能的。

此外，斯腾伯格还提出了“行动三角形”的概念。如果不将“爱情三角形”转化成“行动三角形”（即用相应的行动来表达三种成分），那么，不管当事人是不想转化还是缺乏转化的能力，都会造成两人知觉上的出入，最终势必影响到整个关系。行动的成败既会反作用于自己三种爱情成分的水平，以及导致其它行动的产生，又会引起另外一人的爱情三角形和行动的改变。所以，斯氏意味深长地指出(Sternberg,1986)：“若没有了表达，则最伟大的爱情也会随风而去 (Without expression,even the greatest of loves can die.)”。

三、对该理论的基本评价

在斯腾伯格之前研究爱情的社会心理学家以鲁宾(Zick Rubin)为代表，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喜欢和爱情进行区分，并编制出量具，虽然进行了一些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但是他对爱情的探讨集焦于测量方面，没有形成理论。斯氏的工作正好弥补了前者的不足，最终得出了有意义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研究爱情这一人际吸引形式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模型。该理论所提出的亲密、激情、决定／忠守这三个维度使我们对爱情这一心理学构念增深了认识，也似乎初步解决了如何将其定量化的问题，即我们可以将这三维度与中国的本土特点相结合，来编制适用于中国被试的爱情量具。依据这三个成分对爱情进行的分类学研究也比先前研究更为系统、全面、细致、严密。

不仅如此，该理论还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有助于人们妥善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爱情关系，也为心理咨询（尤其是人际关系、婚姻恋爱咨询）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方面的理论知识缺乏了解是有害无益的。

显然，斯氏的研究属于“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式的研究策略”，这是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我们必须指出，斯氏的三个爱情成分的合理性并未得到充分的验证，他与同事在《爱情的本质》(1984)这一研究报告中虽然采用了系统聚类分析、因素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但结果得出的不是三个成分，而是得出了亲密成分的主要内容。他本人后来解释说，1984年的那一研究集中在对亲密成分的探讨上，可是为何又冠以《爱情的本质》这一标题？岂不自相矛盾吗？所以，该理论尚有待进一步验证，同时也说明了其不成熟性。此外，该理论也存在明显不足，如它的多重三角形原理仅仅局限于浪漫关系的实证研究，能否推广到其它类型的亲近关系（如亲子关系）中去还没有验证；对各种类型的爱情有无社会褒贬色彩，有无文化偏好这一问题没有做出回答；爱情关系究竟始于哪一种成分也未可知，等等。这一切正表明了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界，探讨人际吸引的研究还不多见，关于爱情本质的探讨就更少了。然而，现实却提出了开展此类课题研究的需要，爱是人类幸福和安定的心理基础，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全社会的风气。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争取早日形成中国特色的人际感情或人际吸引理论体系，而斯氏的理论和研究则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计算机理论界所开展的针对各种生理指标方面的“人工情感”方法，主要存在如下危机根本无法解决：

（1）要建立情感的识别系统和表达系统，就必须对情感的基本类型进行划分，以确立情感的基本模态。然而，情感的基本类型究竟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和标准来划分，有何理论根据？

（2）对于同一类型情感，无论是情感感受强度，还是情感表达强度和情感生理唤醒程度，都可以采用不同的生理指标进行计算和测量，究竟应该选用哪一个生理指标为主要尺度呢？

（3）对于同一类型情感采用同一个生理指标进行测量和计算时，由于受到许多环境因素、人体其它生理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影响，其测量值的差异性和波动性如何消除。

（4）不同的情感类型所产生的不同生理指标之间往往没有通约性，那么，不同类型的情感之间如何进行相互比较和统一度量？

（5）人的情感内容和感情方式是极为丰富的，各种情感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往往有着相当复杂而且变化频繁的关系，那么对于情感的计算就需要真正天文数字般的情感数据资源库，还需要海量的计算模型与计算工作量，而人脑为何并不需要？

（6）有些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如怀疑、犹豫、迷茫、怜悯、尴尬、自我表现等，其生理指标的变化往往极其微弱而且短暂，对于它们的计算和测量如何进行？

（7）有些情感（如“对敌人的仇恨”与“对亲人的生气”）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生理指标，但两者所表达的价值内涵往往相差很大，如何进行区别？

（8）情感的感受强度和表达强度与各种生理指标的变化量度通常不是成线性函数关系，大部分都是呈非线性的、不连续的、模糊的、概率性的、波动的函数关系，因此采用生理指标的变化量来计算情感的感受强度和表达强度，如何消除其误差性和不确定性。

（9）假如能够计算出人的情感感受强度、表达强度和生理唤醒程度，这些计算值又代表了什么样的客观价值意义？如何使电脑或机器人具有和谐、友好、灵活的人机界面？总之，对于情感的感受强度、表达强度和生理唤醒指标的计算实际上只是对于情感的表面形式的计算，而不是对于情感的客观内容的计算，因此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人工情感”。 为了实现用人工的方法和技术来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的情感的目的，就必须首先建立情感的数学模型，实现对情感的内部逻辑关系及其运动变化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与精确的数学运算。然而，针对情感能否进行精确计算和人工化，理论界存在激烈的争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一种观点认为，人的情感如同人的智能一样是可以进行计算，并在此基础上可以实现情感的人工化或数字化。协同学领袖哈肯曾经预言，“从长远的观点看，有希望制造出以自组织方式执行程序的协同计算机来模拟人类智能”，他系统阐述了他的脑活动和认知的协同学研究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情感具有不可计算性，人工情感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认为，有些问题是可计算的，即对于这些问题存在可解的算法；但是还有一些问题不是可计算的，即对于这些问题不存在可解的算法。例如，停机问题是不可计算的，程序验证问题是不可计算的，检查一个图灵机是否接受一个给定的输入符号串是不可计算的，“波斯特对应问题”是不可计算的，等等。他们认为，认知的本质是计算，无论是人脑还是计算机，都是操作、处理符号的形式系统，而信息的收集、存储和处理的过程都是算法可计算的，因此认知和智能的任何活动都是图灵意义上的算法可计算的。与现代计算机不同，大脑不是一种通用图灵机，大脑的每一部分都是特异化的，并且是在相互作用中完成整体心智活动的，体现出一种内在的、依存性的、整体自涌现的形式，难以难以计算。哥德尔严格区分了心、脑和计算机的功能，他认为，心脑同一论是我们时代的偏见，心的可计算主义是应当批判的，假定存在超过人心的机器我们能证明吗？托尼·霍尔说：“大脑思维和计算机算法，乍一想这两者有相似性，但我们对大脑了解得非常少，基本结构都远远没有弄清楚。机器是不可能取代大脑的。”他说，比如编程，人的灵感机器没有，机器只能用来排错，机器只是助手。他们认为，欲望、情感和意志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本身专有的，一旦它们脱离人就不存在了或者说变成假的了，情感只有是真时才能起作用，不可想象一台机器会自发地产生那些根本不属于它的特性；情感是不能制造的，模拟永远是假的；情感与人的社会性需求密切相关，电脑不具有任何社会性需求，因而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情感，具有人类情感的电脑就象永动机一样永远不会实现，除非它具有独立意志。

必要性与不必要性

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已经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人工情感是人工智能必须面对的课题，是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人机界面的人性化、程序运行的自主化、智能资源的效率化等都需要立即解决情感的可计算问题，解决人工情感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和具体技术问题，人工情感已经具有了很迫切的社会需要。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情感是科学研究上一种多余的“奢侈”。人类思维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其基本的流程至今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很多内容甚至不能用语言表达，但肯定不会像二进制那样简单。人脑含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还有大约1万个连接，在如此复杂且高效的系统中，信息的处理远非人类想像得那么简单，情感型电脑对硬件和软件有着极为特殊的要求，人类在21世纪时的技术手段和思维高度远没有达到要求，对情感进行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够部分做到，也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人机交互技术水平已经基本满足了人们的要求，指望某一种技术使得智能化或是交互形式在便捷性上有巨大的发展，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观点还认为，还没有形成对于情感计算机强烈的社会需求，如果技术的高度超过了社会的需求，其结果要么是技术本身被人们所遗弃，要么是技术的存在使人类的本性退化。智能化的最终目的是延伸人的控制力，但智能化似乎进入了绝对化的发展空间，大多数研究人员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智能化的效果和智能化的成本。技术的成本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智能化的成本在某一时刻超过了人力资本，那么还会有谁去用智能设备呢？”

现实性与非现实性

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情感是即将到来的现实。克里克认为：“现在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意识的时候了，人的意识和精神活动完全由神经细胞、胶质细胞的行为和构成方式、以及影响它们的原子、离子和分子性质所决定，它们完全由物理化学规律支配”。生物计算机的出现，使人工情感变得越来越现实化，科学家发现了分子之间自发的组成具有计算能力的系统的方法，最可能成为生物计算机运算单元的是DNA（脱氧核糖核酸）或RNA（核糖核酸）。另一观点认为，人工情感是件遥远的事情。计算技术发展到今天，对大脑结构和思维本质的无知成了人工智能的“音障”，它们的阻力像激波一样难以突破。21世纪初对于大脑如何工作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理论基础，里克·雷斯特认为，大脑太复杂了，没有人知道它怎么活动，谈不上模拟大脑的算法，“假设有可以模拟大脑算法的机器，这样的机器有智能和意识吗”。 张亚勤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两位副院长张宏江、沈向洋在合写的文章中说，一些科学家提出，“人类思维的规则几乎是不可能被完全破译的，所以机器所能够接受的永远都只是残缺不全的‘人的智能’，再强大的机器也不可能再现人类思维的复杂机制。” 由于大脑结构的复杂性、意识的复杂性、认知过程的复杂性、常识知识结构的复杂性等等，也由于意识最重要特征是它的意向性、自明性或自指性，彭罗斯认为这些特征显然是超越逻辑的，是超越算法的。人的情感思维与电脑的智能思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电脑的最基本构成是处理器、内存和总线结构，它们只能对电路的开关作出反应和发生作用，这就决定了电脑的“思维”方式的有限性；电脑不存在意识，没有心理平衡问题，无法建立主体价值观，不能自动对所有的感受进行过滤，以便处理有用和必要的事情；人脑绝不是单纯处理0和1的装置，它直接接受和处理模拟信号，它的记忆是经验块堆的建立、关联和组合，如果电脑实现人脑功能，它必须在结构和工作机理上彻底翻新；人不会制造完美，大自然则能，人脑是目前物质的最高实现形式，人类只能实现人脑与电脑的交互，根本不可能制造具有真正的人脑思维方式的电脑；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矛盾统一体，未来电脑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数字化，但我们却难以让它感性化。总之，电脑距我们人脑还有遥远的距离，中间似乎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 人工情感包括三个方面：情感识别、情感表达与情感理解（或情感思维）。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情感识别与情感表达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显著，但在情感理解或情感思维方面却收获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真正了解情感的哲学本质及客观目的是什么，没有创立一个全新的、科学的、数学化的情感理论，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情感数学模型。

21世界初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只是人工认知，它是狭义的人工智能。知、情、意是人类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那么广义的人工智能应该包括人工认知、人工情感和人工意志三个方面，因此要想由狭义的人工智能朝向广义的人工智能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一系列有关情感的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情感？情感的客观目的是什么？认知与情感到底有何区别？等等，而这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是当今的哲学、思维科学、生命科学和心理学等没能真正解决的。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水平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突飞猛进之后，如今已经接近了它的理论上的发展极限，显然，不解决上述深层次的、哲学层面上的理论问题，不解决“人工智能”、“人工情感”和“情感计算”理论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危机与哲学错误，要想研究真正意义的情感机器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人工情感理论存在三个方面的严重缺陷：

情感的哲学本质

情感是人类的一种主观意识，它必然是人脑对于某一种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这种客观存在就是“价值”（或利益），情感与价值的关系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因此情感的哲学本质就是人脑对于事物价值特性的一种主观反映，情感的思维实际上就是人脑对于“价值”的思维，对于情感的计算实际上就是对于价值的计算。而21世纪初所有人工情感的研究者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总是试图通过测量和计算情感产生过程的各种生理指标（如心率、血压、脑电波、呼吸、瞳孔直径、激素分泌、血液成份等）的变化数据来确定情感强度的变化情况，来研究情感的变化规律，其结果必然是：“在主观范围内绕圈子，在表面形式上打循环”。情感是人脑对于事物价值特征的主观反映，其客观目的在于引导人更好地识别价值、消费价值、创造价值和表达价值，因此情感的识别实际上就是价值的识别，情感的表达实际上就是价值的表达，情感的计算实际上就是价值的计算。

情感的主要功能

21世纪初的人工情感研究者们只知道情感的功能作用在于使人或机器更具有“人情味”、更友好、更容易形成自然而亲切的人与机交互，营造真正和谐的人机环境。事实是，情感的功能远非如此！情感除了帮助建立机器人的人性化界面，还能够有效地提高思维的效率与速度，而且，情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情感是人的行为灵活性、决策自主性和思维创造性的根本来源。智能机器人主要的缺陷在于：只能按照人预先编制的程序进行动作，不能自主地确立和调整价值目标，不能创造性地制订和修改总体规划及行为方案，不能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智能机器人一旦具有了情感，就能够以“达到既定的意志目标”为行为方向，以内设的“价值观系统（或情感系统）、认知系统和意志系统”为价值计算依据，以“实现最大价值率”为行为准则，建立一系列价值计算的函数关系式或约束方程式，再根据机器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确定若干个边界条件，选定情感和意志的动力特性参数，就可以主动地、创造性地调整“整体规划、行为方案和具体动作”，然后对行为的最终结果进行价值评价，以便及时地修正价值观系统（或情感系统）、认知系统和意志系统，达到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目的。

情感的内在逻辑程序

21世纪初，人工情感的研究者们完全不了解情感运行的内在逻辑程序，只知道人在进行情感反应时各种生理指标的变化数据。事实上，人在进行情感表达、情感识别和情感思维过程中，遵循着特定的逻辑程序。情感表达的逻辑程序大致是：人通过感觉器官接收刺激信号，大脑就会把以前存储在“价值观系统”中该事物的“主观价值率”提取出来，与自身的“中值价值率”进行比较、判断和计算。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就会在大脑中的边缘系统（该组织决定着情感的正负）的“奖励区域”产生正向的情感反映（如满意、自豪）；当前者小于后者时，就会在大脑中的边缘系统的“惩罚区域”产生负向的情感反映（如失望、惭愧）。大脑然后对价值的目标指向、变化方式、变化时态、对方的利益相关性等进行判断，从而确定和选择情感表达的基本模式。此外，情感识别、情感计算与情感调控也遵循着特定的逻辑程序。如果不了解情感运行的内在逻辑程序，就不可能研制出真正意义的情感机器人。

情感的数学模型

21世纪初的心理学没有建立任何的情感数学模型，也不知道情感的数学变化规律。显然，要实现情感的数字化，就必须首先建立情感的数学模型。事实上，人的情感可以通过情感矩阵来进行描述，并可以进行情感的交集运算与并集运算，情感强度的变化有着特定的数学规律。情感是人脑对于事物价值特性的主观反映，虽然，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在根本上决定着人的情感强度，但在一般情况下，情感的强度并不与事物的价值率高差成正比，而是一种特殊的指数函数关系。

正是上述的理论障碍，在根本上决定了情感机器人的发展局限性。但各国所声称拥有情感的机器人，最多只能模拟人的某些情感表达方式，并进行一些简单的情感识别，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内在情感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