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启蒙运动指什么运动-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发表文章，自豪地纪念由他和许德珩、杨振声等同学一起策划参与的5月4日的游行示威活动，并首次把这次事件称为“运动”。然而到了1920年，罗家伦却开始抱怨，“不但我一个人做这样的感想，就是现在所有的学生，那个不觉得商人不同我们表同情，工人不来帮助我们，农民不来同我们携手，……闹来闹去，什么“爱国”、“救国”的责任，还是我们学生一界担任吗？”中国群众的“惰性”是罗家伦最痛心的，没有群众的参与，只有一帮学生呐喊、疾走，终究是未能成事的，所以他觉得现在的中国急需要一帮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真实状况的“专家”，并提出“养成群众”才能发动真正的“群众运动”。

在罗家伦一干青年学生发动祛除群众“惰性”的倡议之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了梁启超和钱玄同为代表的整整两代人的“启蒙”努力。1900年，梁启超在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对群众“惰性”或者“奴性”的批判和改造，一直到1918年鲁迅“狂人日记”对于“吃人的礼教”的颠覆，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逐渐形成了某种“中国启蒙”的共识：彻底抛弃泯灭人性，压制自由的封建体制，唤醒民众的自主和理性。这几乎是康德在1784年德国式的启蒙定义的翻版，“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在康德看来，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智，其根本原因无非就是“懒惰”和“怯懦”。但对“启蒙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还面临比欧洲的知识分子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国势衰微、民族危亡，所以从一开始“中国启蒙”还多了一层不事张扬的民族主义。

因为中国启蒙运动中悲情的民族主义，勇敢的知识分子在大声疾呼学习西方的同时，就必须担负起“背叛”传统和国族性的骂名。对比中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说，“欧洲启蒙学者并不用担心什么‘非法国化’、‘非英国化’或是‘非德国化’之类的指责。那时，大家都是彼此信赖，全欧洲的反传统主义者都是亲如一家的，没有什么政治的或民族的界线”。但只要细心考察欧洲不同地域的启蒙运动，就会发现所谓的“欧洲启蒙”其实也并不确切，德国、法国、苏格兰都有不同的属于他们自己民族的启蒙传统，“当法国思想家在编撰《百科全书》形成体系时，伯林的启蒙在以对话和回答的方式进行”，而探讨启蒙的民族性也会比抽象的讨论所谓的“欧洲启蒙”来得更有价值。亚历山大?布罗迪编著的论文集《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一本细致讨论具有浓重的苏格兰民族特性的启蒙运动的书籍。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开篇，编者就自觉地讨论了是否存在一个叫做“苏格兰启蒙”的东西，编者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18世纪，在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如火如荼时，苏格兰也以它独有的风情成就了另一番启蒙风景：瓦特的蒸汽机、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休谟的道德哲学、弗格森的历史哲学，等等。与此同时，或许它还有和中国启蒙运动最为相近的一点，那就是它的悲情的民族主义，而最为激进的主张殖民扩张的辉格党成员便主要来自苏格兰。迫于英格兰的压力，苏格兰人曾经也乐于自称是“北不列颠人”，经济的利益总是和政治的考量纠缠在一起，“苏格兰人既对自己国家的伟大的过去引以自豪，又对糟糕的现状深感惭愧”。

因为并不优渥的地理环境，以及来自英格兰强大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苏格兰启蒙从一开始就比他的邻国显得更加“务实”，也更加进取。在一篇论述苏格兰启蒙运动背景的文章中，作者罗杰?爱默生这样写到，“开垦农田、勘探矿藏、发展工业、建立新市场。开设渔场、繁荣贸易，这些不仅是17世纪后期苏格兰致力达到的目标，也同样成为贯穿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任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更像是一场经济技术改革运动，似乎“科学才是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最为关键的领域”。而人们的思考也总是基于苏格兰具体现实的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法学等具体而微的领域提出细致的应对策略，这正是罗家伦所谓了解不同行业的“专家”，这也是当时苏格兰职业教育发达的原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得益于他经常混迹于众多的商贾之中，这些商人在世界各地的商战经验是他成书的关键。由此，苏格兰务实的启蒙运动也就大大迥异于热衷于政治革命的法国启蒙运动，它也不同于德国人由言论和出版自由引发的启蒙讨论。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几个上海学人提出 “新启蒙”，这一次人们反抗的不再是封建极权下的奴性，而是试图在80年代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思想禁锢。但是这场像樱花般绚丽的“新启蒙”在走过80年代短暂的热烈后，并被急速到来的市场极权淹没于镀金时代的欲望和琐碎之中。我们还没有学会康德“运用理性的勇气”，便无奈地被迫迎来福柯所谓“启蒙的讹诈”，但没有人敢否认启蒙的必要，无论尼采、福柯还是利奥塔。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人们也乐于追问“什么是启蒙”，但作为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组织，其实追问“什么是中国启蒙”会显得更为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