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提费尔德的理论为何是生物都有价值但不平等？

阿提费尔德也是生物中心主义立场的持有者，其思想主要通过对生态伦理学领域的众多热点问题以及对各个生态伦理学流派的理论评述和批判体现出来。阿提费尔德的理论主张有一种博采众家之长的综合性，大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感觉生物的道德地位。阿提费尔德认为所有有感觉的生物和绝大多数无感觉的生物都具有道德地位，都应该受到道德关怀，也就是说基本上承认所有生物都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阿提费尔德认为，目的与利益同生命活动的能力或主体性联系在一起，不仅有感觉的动物存在着自己的利益，就是无感觉的植物也存在着自己的利益。没有感受性的树有营养和生长的能力，有呼吸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它们的这些能力和性质决定了它们的利益。可以说，对于实现生命主体的目的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就是生物主体的利益，如食物、空气、水等就是满足动物生存目的必需的环境和条件。

第二，反对生物平等主义和整体主义。阿提费尔德的生态伦理学立场比较复杂，他基本上赞同生物中心主义将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的观点，但却反对生物中心主义的另一重要内涵——生物平等主义。他对生物平等主义的反对集中体现在他对泰勒的批评中。阿提费尔德认为他的诘难已经使生物平等主义的不合理性充分地展现出来了：所有生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并不意味着所有生物的内在价值都是平等的，就算所有生物的内在价值都是平等的，也不意味着所有生物的道德重要性是同等的。阿提费尔德还有一个鲜明的态度就是反对生态伦理学上的整体主义，对整体主义价值观的批判贯穿了他对很多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只有个体事物才有可能具有内在价值，而具有道德地位的事物不外是有其自身的善的个体事物。

第三，原则和有限性。阿提费尔德赞同辛格的利益平等原则，但是他认为辛格的这一原则必须应用于一个更广的生物范围，并且应用于更多样的利益。阿提费尔德的种际道德的总原则是：相同的利益应该给予相同的考虑，当较大能力的实现被危及时，较大能力得到有限考虑。

第四，发展与环境主义。发展和环境的关系是现代社会最重大的问题之一。阿提费尔德在进行了大量的生态伦理和价值论的理论探讨之后，将视线转向了这一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尽管他仍然是偏重于从理论的角度来阐述这一实践问题。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敌对关系。阿提费尔德提出，环境主义者应该支持发展，而发展主义者也应该支持环境主义。

除了上述三大事件的大背景外，推动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因素还有以下方面：

（1）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不但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有可能操纵基因、精子或卵子、受精卵、胚胎、以至人脑和人的行为。这种增大了的力量可以被正确使用，也可以被滥用，对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且这种力量的影响可能涉及这一代（例如对生殖细胞的基因干预），也可能涉及下一代和未来世代。当这一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目前人们最担心的可能是对基因的操纵和对脑的操纵。这两方面的操纵可能都会导致对人的控制，以及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侵犯。例如是否允许人们通过改变基因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甚至为后代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是否允许人们通过在脑内插入芯片来增强记忆和加速处理信息的能力？

（2）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干预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安排，甚至有可能用人工安排代替自然安排，这将引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后果，导致价值的冲突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心。比如，现代的生殖技术，一方面可用于避孕，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不育问题，那么，已经离异（单亲家庭）、不想结婚（同居者）、同性恋者以及过了生育期的男女是否可以利用辅助生殖技术？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成员都是用辅助生殖技术产生，那会怎样？

（3）全世界蔓延的艾滋病向一些传统观念和现存的医疗卫生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艾滋病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民族灾难，许多原来发病率较低的国家也很快进入快速增长期。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现在已经达4000万人，而妇女、儿童在艾滋病面前更为脆弱。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层面以及有关防治艾滋病政策层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国家是否有义务向艾滋病提供治疗？个人是否有义务改变自己的不安全行为？非感染者和社会是否有义务援助而不歧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对于许多妨碍艾滋病防治的行动和做法是否应该用立法方式加以制止？

（4）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导致卫生制度的改革。由于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市场化消极面的影响，促使医疗费用在全世界大幅攀升，严重冲击许多国家的公费医疗制度。各国都在改革卫生医疗制度，寻找让公民既负担得起又相对有效的医疗制度。但是这些改革提出了许多伦理问题，例如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卫生政策如何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如何不致影响传统的互相信任的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与公司怎样协调关系才不致引起严重的利益冲突？发生的医疗纠纷如何能做到不致两败俱伤？

（5）丑闻的揭露和民权运动的高涨。在各国的医疗和研究工作中，违反伦理的事件总是存在的。对这些事件的揭露和思考，也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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